6月20日到22日，记者跟随浙江省江山市政府相关人员和4位生猪养殖户，北上内蒙古科左后旗考察，并见证两地签订养殖合作协议。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南猪北养”的尝试。但当我们把这个微小的事件，放到中国绿色发展和浙江“五水共治”的图景里观察，江山人的这趟北上之行，或将改变全国生猪饲养的版图，使种养殖业与自然环境更加相得宜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永恒的命题。江山的尝试，无论是对产业发展还是环境保护，都具有示范意义。
再平凡的群体，也有改变历史的可能。
6月20日，文质彬彬的江山市副市长徐文，带着4名黝黑、粗犷的生猪养殖户，怀着期待和想象，飞向北方的一片辽阔土地。
220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是他们此次北行的目的地。在距科左后旗最近的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当地招商局局长仲伟德，已热忱地迎候着他们到来。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了一辈子猪的江山养殖户，经市政府牵线搭桥，决定北上内蒙古去养猪。“南猪北养”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
机场里的特殊组合：
副市长和养猪户
梅雨季的杭城，潮湿而闷热。
20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赶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安静坐着看书的徐文，和用家乡话热闹交谈的养殖户们。时不时，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徐文，问他行程的细节安排。
若时光倒流几年，这样的画面绝不可能出现。力度空前的养殖污染整治，曾把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徐文和养殖户，放到了彼此的对立面上，相互见面已说不上愉快，更不用说一路同行了。
在山清水秀的江山，勤劳耿直的人们，用30多年时间，壮大生猪养殖业，这里也成为浙江传统生猪养殖和调出大县之一。
然而，这种千家万户搞养殖的粗放模式，虽然鼓起了部分百姓的口袋，却让当地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大约5年前，当地人称“大水缸”的碗窑水库，水质几度出现不稳定情况。2012年6月，江山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关停库区所有养殖场。次年6月，又借全省“五水共治”之机，在全市继续开展养殖污染整治。3年来，当地共有8446家养殖场关停或退养，年生猪饲养量从200万头减至95万头。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徐文说，作为分管副市长，本应呵护扶持养殖户，但为了生态环境修复和更多百姓利益，不得不亲手关了低小散、脏乱差的养殖场，“关停退养后的最大问题，就是退养户的转产转业和持续增收，政府不能置之不理。”
在做好退养户就业培训的同时，徐文发现，江山人不仅有养猪经验和技术，更有着特殊的情结。这次整治后，不少退养户和养殖户希望向外寻找新的地方继续养猪，但和浙江相似，邻近的江西、福建和安徽等地环境容量都有限，不适合继续发展和扩大生猪养殖业。
就在他们焦虑时，今年4月，农业部下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让江山人看到了希望。这个《规划》，将全国各地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水网地区，因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被列为约束发展区。
“这意味着，就算不为‘五水共治’，浙江生猪养殖减量和控量也势在必行。”徐文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方四省，和云南、贵州南方两省，被列为潜力增长区，预计年均饲养量可增长1%到2%，成为我国猪肉产量增加的主要区域。
“我们或许可以走出去！”徐文突然灵光一闪。很快，“江山人想要走出去养猪”的信息，通过江山市农业局，传递到了贵州、内蒙古等地。不久，内蒙古和贵州两地的招商人员相继来访。科左后旗招商局工作人员李雪峰，更是“潜伏”江山达数月，想把当地养殖大户请过去。双方一拍即合，就有了萧山国际机场里的这一幕。
徐文还特邀江山市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张德建同行，“发动金融机构支持养殖户走出去”。不过，养殖户们始终有种担心：科左后旗真的适合养猪吗？
“先去看看再说”，54岁的巫忠孝说，“最重要的，就是猪尿粪的土地消纳问题。就算出去养猪，也不能污染别人的家园。”就这样，带着纠结、期待和迷茫，他们上路了。
饭桌边的特别推介：
猪，我们很喜欢
同样的气温，北方却舒爽许多。
位于内蒙古东南角的科左后旗，正热切地期待着浙江养殖户的到来。这个以牧为主、以农为辅、种养结合的农业大县，正努力引进规模农牧企业、丰富饲养品种，加快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
20日14时30分，飞机抵达沈阳。一辆旗政府派来的崭新中巴车，载着江山养殖户朝190公里外的科左后旗驶去。
刚坐上车，大家有些拘谨。高速公路两侧，地貌和风景一路变幻，先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再向西北行进，出现了辽阔无边的草原沙地。
仲伟德说，科左后旗位于中国的“黄金产业带”，玉米年播种面积368万亩，总产33亿斤，是通辽市重要的玉米产区之一，“这是全国最好的猪饲料，你们不必舍近求远。”听到这些，养殖户们很兴奋，用江山话热烈讨论起来。
抵达科左后旗，恰是晚饭时间，代旗长何志伟专程赶来见面。从桌上的一大盘生鲜蔬菜开始讲起，何志伟传递出一个信息：这里是最适合养猪的地方。
“我们这里习惯吃生鲜蔬菜，但我有一次到浙江却发现，当地人很少吃生菜。为什么？浙江人说南方气候潮湿，病菌滋长很快，生吃蔬菜容易拉肚子。”何志伟说，动物也一样，北方气候干燥，地域辽阔，这里的牛羊很少生病，饲养出来的品质非常好。
的确，面积达11570万平方公里的科左后旗，总人口40.6万，面积是江山的5.7倍，人口却少三分之一。在这片苍茫土地上，饲养着70万头黄牛、100万只羊、70万头猪、160万羽鸡鸭和1万匹马。其中，生猪饲养还处在家庭散养阶段，尚未形成规模。
“我们最担心的是，到这里养猪，会不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负担？环保治污的成本大不大？”徐文道出了养殖户的心声。历经养殖污染和整治之痛，江山人走出去，已带着鲜明的生态和环保观念。
“猪，我们很喜欢。”何志伟给出答案，继而解释道，南方因环境容量有限而无法充分消纳的猪尿粪，在这里不仅不成问题，还是不可多得的宝物，科左后旗70%的土地是沙漠，无论是退耕还林，还是农业种植，都需要大量有机肥。
何志伟还说，不仅排泄物可循环利用，这里还不缺养猪需要的水——325个总面积达16.7万亩的湖泊，以及丰富的浅层地下水，“别看到处是沙地，往下挖1米至3米，就能看到水。”
听到这些，江山市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洋森有些小激动，自豪地告诉何志伟：“我已多次来考察过了，的确是个养猪的好地方，还在招商局帮助下，找到了一块地。”
早在江山启动养殖污染整治之初，陈洋森就意识到，想在本地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已是不适宜的举动。这几年，他不停地向外奔跑，从安徽到辽宁，最后来到内蒙古。最后，在李雪峰的引荐下来到了科左后旗。
而此时，徐文心中更期盼的，是陈洋森的北上养猪，能点燃更多退养户的外出创业激情。就在不久前，江山市农业局长江勇带着3位退养户来过这里，但退养户大多资金有限，不敢贸然行动，“其实，大家都等着陈洋森能一炮打响。”
明天，陈洋森的投资项目就要签约，徐文也将为有意前来闯荡的江山养殖户，物色一块理想的土地。“这里不缺土地，你们尽管挑、好好挑。”何志伟说。
沙地上的特定启示：
走出去，再回来
21日上午，中巴车载着养殖户，一路飞驰在辽阔的草原沙地上。
40多分钟后，车停在巴胡塔苏木巴润白兴吐村。一下车，双足落在松软的沙土上，眼前则是一望无际的自然草牧场。徐文和江勇兴奋地蹲下身来，用手触摸着沙地土壤。
这是当地招商局推荐的首块土地，可用面积达6000亩，距304国道2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大家兴奋地踩着牧草，朝着400米开外的小土坡走去。站上坡地，举目远眺，徐文和养殖户们热切交流，在心中构想着科左后旗江山市绿色养殖产业园的模样。
部分开垦过的草地，还长着玉米幼苗，但看上去并不茁壮。江勇稍一用力，拔起一棵玉米苗，“扎根这么浅，说明土壤层很薄。”说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把玉米苗种回去。“看来这里的土壤的确很缺肥，猪尿粪能派上大用场了。”他说。
第二块土地，位于巴胡塔苏木阿日班格日村，面积8000亩，距304国道15公里，距G2511高速路口阿古拉收费站3公里。略微不同的是，这片土地还长着不少野草、荆棘和矮树。
过量养殖带来的猪尿粪，对江南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危害。但来到这里，踩着沙地，人们发现，猪尿粪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或许，这也是《规划》重新布局中国生猪饲养版图的重要原因。
据测算，目前中国每年的生猪粪便产生量超过6亿吨，约占畜牧业粪便总量的三分之一，但综合利用率不足一半。这其中，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提高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牧结合不紧密、区域布局不合理。
在江山，陈洋森从1998年饲养供港猪开始，建起一个占地450亩、存栏生猪3.5万头、能繁母猪3500头的现代化养殖场。为消纳猪尿粪，他不断流转土地，建起8000亩的苗木花卉基地。生物垫料的发酵床治污模式，也是他最早引进江山的。
“其实，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陈洋森说，随着浙江生猪减量的持续，本地猪肉供应肯定会出现短缺。此外，富裕的浙江人对高品质猪肉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足够的消费能力，“我的科左后旗养殖场，或许就是未来浙江人的高品质猪肉供应基地。”
车子穿过一片悠长浓密的杨树林，来到陈洋森选定的养殖基地。这里位于甘旗卡镇的哈布哈村，陈洋森特意拉上首次北上的妻子程如锦，“来，老板娘，赶紧看看我们家的地。”
在这里，陈洋森计划用5年时间，投资1.2亿元，建起占地面积达650亩的现代化养殖场。不过，着眼长远发展的科左后旗，却为他预留了2000亩的面积。“5年后，陈总想要扩大养殖范围，就地扩建猪舍就可以。”仲伟德说。
下午3时，在科左后旗会议中心，徐文代表江山市政府，与当地签下共建绿色养殖产业园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邀请副旗长康晓东尽快组团前来招商，“相信江山的养殖户和退养户，会被这里的异域风情和投资环境所吸引。”
憨厚少语的养殖场主巫忠孝，在微信群里直播了这次北上之行。很多退养户打来电话，表达了想来看看的意愿。“科左后旗已帮我选了块地，我想把退养户们组织起来，抱团出来养猪。”他说。
就在“南猪北养”起步之时，在江山碗窑乡，一片来自澳洲的牧草已成功经受2016年中国南方的极寒天气，长得郁郁葱葱。400多头来自新疆的湖羊，正在干净的羊舍里悠然食草，“北羊南养”的序幕已然拉开。
在浙江，“养多少”“养什么”“怎样养”的问题，从江山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脚步中，逐渐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