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养殖污染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难题。畜牧养殖若要达到环保要求，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无论是规模企业还是散养户，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略环保设施的投入。从长江猪漂流事件到现代牧业不间断的污染事件，畜牧养殖污染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影响企业的声誉，还会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就目前状况看，畜牧养殖的环境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和养殖驻地居民群体性抗议风险两个方面。两方面因素叠加，促使畜牧养殖活动朝着符合环保要求的规范化方向前进。
一、环保加码，畜牧养殖污染进入综合治理期
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倡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保护及治理工作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近阶段的环保治理，政府是主角。首先，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得治理有法可依。2014年开始施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开始施行《新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6年开始施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其次，行动彰显力度。始于2014年的浙江、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水网地区猪场拆迁行动，关闭了不符合要求的猪场，改善了周围生态环境。环保这道坎，增加了养殖成本，却也促进了猪价上涨。2016年一路坚挺的猪价，使市场看到了信心，天邦、双胞胎、温氏等企业加紧在东北及内蒙地区建厂布局，而这一政策调整带来的红利预计会延续到2017年。国家严控畜牧业养殖环境污染也是促进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猪场拆迁如此，其他畜牧养殖活动也是如此。
二、污染严重，畜牧养殖易引发邻避运动
2014年12月，现代牧业湖北通山牧场由于污染问题，引发当地村民围堵，使得饲料无法进场，牛奶无法外运。最终以牧场同意搬迁解决了此次群体性事件。同年2月，罗牛山定安种猪场因污染被法院强制停产。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我们将此类事件称为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邻避运动处理不妥，将激发社会矛盾，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更为激烈的行动。
2011年至2015年，我国发生多起畜牧养殖污染引发的邻避运动
三、规模化养殖企业将是环保的最大受益者
任何一种经济生产活动都会产生外部效应，畜牧养殖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外部效应更加明显。畜牧养殖如果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则会对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相反，则会对环境产生负的外部效应。诸如长江死猪漂流事件，严重影响了沿江地域的生活饮用水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而罗牛山养殖场引发的臭气、臭水导致当地群众集体抗议，要求企业搬迁。环境污染使企业不仅面临法律、法规的制裁，同时使得企业的声誉受损，给企业的经济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相反，如果企业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常规的环境投入，合理利用畜禽养殖的废弃物，能够起到改良土壤环境，增加企业收益，也为企业未来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规模化养殖污染事件频发，也与前期环境承载能力评估不足有关。在现代牧业多地牧场污染事件爆发后，有专家指出，中国除了内蒙古等人烟稀少的草原地区适合万头牧场经营外，其他地方的环境是不适合万头牧场经营的。这为各地政府部门提了个醒，招商引资不能盲目，要切合实际进行严格的环评。
四、散养户最需各方力量支持
散户养殖污染是畜牧环境管理的难点。我国目前散户养殖占大部分。散户污染以点源污染为主，不加约束，容易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散养户的经营水平相对滞后，其收益低的特点导致其对环保投入的积极性不高。
然而，畜牧养殖仍然是帮助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要兼顾经济利益，又要环保达标，政府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必不可少。即使是经济发达的美国，也对农业实行大额补贴制度，除了奠定了稳定的第一产业基础外，还为其农牧企业走向国际提供了有效保障。因此，政府采取财政补贴建设三级沉淀池、沼气池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其环保治理积极性。第二，是技术支撑。目前，中国的畜牧业技术水平还处于劣势。农民缺乏技术指导，生产水平低下，成为生产率提升的障碍。因此，有效的技术支撑是实现中国农业科技化的关键。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多途径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经营能力是关键。第三，引进多种机制促进畜牧环境污染治理。环保治理资金投入是阻碍养殖者投入的关键，多种方式引入社会资金投入分红中，可以提升治理效率。
2017年开始的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是摸底，也是治理的前提。可以预见，在普查工作结束后，将会加大对畜牧污染的治理力度。因此，无论你是规模化养殖场还是散养户，都必须做好通过环保治理关的准备。
